“没关系,从头说。”队长显示出极大的耐心。
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,在阿兰详尽的描述中,我三岁生活的面目渐渐清晰。
那时候,那时候。
父亲被单位调派到很远的南方工作,母亲一人在家照看我。阿兰在我邻居家当保姆,闲来无事经常跟母亲聊天。
阿兰也有一个孩子,名叫王多多,跟我同龄,大眼睛小圆脸,模样相仿。她常跟母亲说,你家孩子比较听话,我家多多活泼一些。
母亲想躲过“计划生育政策”,再要一个男孩子。于是,她们瞒着父亲,实施了一个并不算坏的计划:把我托管给阿兰一年,慌称我丢了,弄一张娃娃准生票,阿兰可以在家乡享受保姆工资。
我被阿兰带走后,母亲没有来探望过我,只是定期给阿兰寄钱,两三个月去一次南方,跟父亲亲密接触,积极造人,然后回来细细观望肚子的动静。
阿兰继续讲:“我带她到我家时,她不叫默之,叫甜甜。那时交通不方便,城里离我们王庄很远,当天下午,多多非要跟他爸爸骑自行车去接我们,路上不小心翻到沟里,多多就……。”阿兰擦擦眼泪,这么多年过去了,失子之痛不曾减弱。
阿兰说了很多,但不是全部,她只拣有利的说,可我懂得从她语言中挑选和辨别。
我记起了。